核心提示：在那个时候，彼此毫无戒备地敞开心扉是很危险的，但胡伯伯却痛痛快快地和我畅谈起来。他从当红小鬼开始，讲到长征的九死一生，特别是到延安以后怎样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，很诚恳地说：“我从24岁起，屁股后面就跟着挎盒子枪的，几十年了，整一整有好处，脱离群众很危险呀！不过，扣我‘反对毛主席’的帽子，那是胡扯。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？人家不信，只好随他们了。我要愚忠！”
1953年9月毛主席（左）、罗瑞卿（右）、胡耀邦（中）在北京西郊合影。（来源：胡德平）
本文来源：中国新闻网，作者：罗火召，原题：《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》
多年来，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－－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，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……他们的残渣余孽、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？－－胡耀邦 1976年12月8日
10年前，胡耀邦伯伯遽然辞世的时候，我正在奥斯陆大学讲学，当时有数十位挪威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听课，无法回国向胡伯伯的遗体告别。这是我终生抱憾的事情。今年4月15日是胡伯伯10周年忌辰，我又赴德国讲学，不能恭趋墓前祭拜。现在，谨将绵绵的追思写成此文，向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与治学道路的胡耀邦伯伯遥献一瓣心香。
胡伯伯说：“我要给你们泼瓢冷水！”
1962年9月，我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，刚进学校时，充满兴奋之情，立志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。然而，过了几个月，却大失所望，感到教材枯燥乏味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框子，教师谨言慎行，难有个性，从课堂上学不到多少新鲜的知识和治学的本领。半年过去了，我越来越苦恼。
1963年3月，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，给我精神上极大的震动。上高中时，我已经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，感到困惑、迷惘。对照雷锋的事迹，我强烈地感受到：自己的人生目标太渺小了，需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，改造思想，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。《毛泽东选集》教导我：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，否则一事无成。我认定，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下去是浪费青春，应该到农村去半工半读，这才是革命化的正确道路。现在回想起来，36年前的想法实在幼稚可笑，带有极“左”的成分，但那时的思想确实是真诚的，向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目标。
在北大，我与胡德平是同班同学，平时很谈得来。1963年5月，我对德平说，想给他的父亲写封信，谈谈离开北大、下乡半工半读的想法。德平非常高兴，告诉我他也早有这样的打算，让我快写，我们一起下乡去。于是，我给胡耀邦伯伯写了一封长信。德平告诉我，胡伯伯看了我的信，很高兴，但对我们的幼稚也感到担心。他表示，要慎重考虑之后再给我回答。
这时，我们要下乡半工半读的事在全年级传开了，有十几个同学要和我们一起走“革命化的道路”。年级党支部立即汇报到系领导，系领导一面向校党委汇报，一面在同学中间做工作。渐渐地，学校对我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，甚至有人说我们是“反党小集团”。为此事，陆平校长专门去找了胡伯伯一次。
北大校方的态度对胡伯伯产生了影响。1963年10月他找德平、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谈了一个晚上，批评我们的主观主义，特别以“大跃进”的惨痛教训告诫我们：不要头脑发热。他说：“我要给你们泼瓢凉水！”他要我们安心在学校学习。我们和他辩论，认为他不了解北大的实际情况，并引经据典，证明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革命导师的教导。这次谈话，谁也没有说服谁，和胡伯伯的第一次见面“火药味”挺浓。